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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茅于轼——小额贷款的蓬勃发展


目前,国民幸福指数(GNH)的重要性已经广为人知,它提供了建构新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,这对于中国的转型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。这意味着21世纪报系关于重视GNH评估体系的呼吁已经部分地实现,从而需要进一步从更多元的方向、更细致的层面探讨国民幸福指数和幸福区域建设。基于这一目的,本版尝试推出一些不定期的主题性专栏,比如本期开始的“小额信贷与民生”专题,即讨论微型信贷和小额信贷与改善民生、促进社会平等、增进国民幸福的关系。

“"十二五"期间,小额贷款能否有突破性进展,我觉得主要看决策者的决心。”国内最早尝试小额贷款的先锋、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说。

早在1992年,茅于轼在山西临县龙头村,资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时,无意中萌发了尝试帮助农民脱贫的小额贷款念头。1993年9月,龙水头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。这是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。

起初,操作非常简单。茅于轼曾经公开表示,“最开始就是我自己掏了几千块钱,寄给了村民雒玉鳌,让他借给有需要的村民。”

这个信贷实验分为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种。其中,“扶贫基金”用于治病、治伤及求学,可贷款一年,不收利息,期满时只须还本金;“付息基金”用于生产,如买化肥、经商、出门打工等,可借款6个月,要收息,月利息为1%。

2002年,他们开始在当地吸收存款,给存款村民提供6%的月息,资金规模一下扩大了4倍,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既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机构。他们在保持了95%的高还款率同时,也踏入了“非法集资”的灰色地带。

在2009年6月, 茅于轼成立了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,注册资本3000万元,以合法身份继续前行。据了解,该公司发放小额贷款项目已累计600多万元。为此,本报记者专访了茅于轼。

小额贷款公司应由村民管理运营

《21世纪》:你理想中的小额贷款是什么模式的?

茅于轼:我理想的小额贷款是由私人出资的高效的小额贷款公司。治理模式上是当地村民充分参与的。比如在小额贷款公司,在出资人完成出资之后,其公司的运营管理,应主要依靠当地村民,因为他们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现实需求。为什么说城里人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农民的需求?因为城里的大多数家庭只是一个消费单位,它不从事生产活动。在金融上是资金的供应者,因为他们有储蓄,他们没有对资金的需求。但农村家庭却不同,他们的生产就在家里进行,不像城里人上班搞生产。所以农户既是消费单位,又是生产单位。根据我们的经验,一个农民可以管理一二百万的贷款额度,是没有问题的。

《21世纪》:你一直主张小额贷款的利率应该设计得高一点,但这样会不会让真正的穷人无法获得贷款?

茅于轼:小额贷款也要遵循市场规律。金融业主张钱尽其用,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什么地方最需要?那就是出价最高的地方。世界银行对小额贷款的研究表明,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%-20%,这大大高出了一般商业银行的利率。为什么要定这么高?

首先,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。从供应方面看,供应的成本比较高,所以利率比较高。小额贷款每一笔的贷款仅仅几千元,只是一般银行贷款业务的大约百分之一,而操作成本却所差无几。同时小额贷款的坏账比较高,管理良好的不良贷款率也常常在3%左右。

从需求方面来说,你去申请国家的贷款三个月都拿不到,但是农村的小额贷款不到一个礼拜就可以拿到钱,它不需要抵押,不需要担保,这就是高质量的贷款。一个高质量的贷款,利息就应该高一些。

其次,高额利息有利于穷人。如果定的利息低的话,结果往往被有关系的、有权势的人拿到了,而真正的穷人拿不到低息贷款,他们只能借到高利贷的钱。

现在是比较高,但是如果把这个市场放开,大家都去放高利贷时,在竞争中高利贷利息就低了,你要是不让它放高利贷,利息就高。

从中国的经验来看,利率低的小额贷款公司,很多都关门了。

发展小额贷款有助提高国民幸福

《21世纪》:你认为,小额贷款在金融体系里面扮演一种什么角色?

茅于轼:首先,小额贷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为农民提供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必要资金。过去我们为了发展工业,金融业一直在不断地从农村里面提取大量资金,去做大项目,如各种大的基建项目和工业项目。问题是工业发展起来了,基建也先进了,而农村没有与时俱进,相反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。

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没有有效解决,现实是农村和农民缺少资金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我认为,除了允许多种所有制金融进入农村外,小额贷款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。引入小额贷款,可以让农村很多闲散劳动力与资金结合起来,去创造社会财富,既发展了农村经济,也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。

其次,小额贷款在当下的中国还有一个重要角色,就是给现在过剩的流动性找到一个出路。现在流动性过剩,热钱都去炒房了,大大抬高了房价,加剧了通胀,如果把这些钱吸收过来,去做小额贷款,可以一举数得:流动性问题解决了,房价也可以得到部分稳定,农民的金融问题也可以得到缓解。

如此看来,大力发展小额贷款,将大大提高国民幸福感。

《21世纪》:在中国,小额贷款有哪几种模式?每种模式的发展现状如何?

茅于轼:我认为,主要有三种模式。一种模式是政府办的小额贷款,国家有国家扶贫基金会,地方有各个地方办的扶贫版。从规模来看,地方政府的小额贷款资金也就是上百万或者上千万;一种是民间机构办的,如各种民营的小额贷款公司,据说现在有2300多家;还有一种是外国机构办的小额贷款, 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,但这种类型的规模不大。

小额贷款的主要障碍是不能吸收存款

《21世纪》:你如何评价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现状?

茅于轼: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还比较滞后,整体上供不应求。根据估算,现在能够为农村提供的小额贷款大约有2000多亿元,而农村的实际需求大概为五六千亿元,中间存在三四千亿的资金缺口。

《21世纪》:你认为,阻碍小额贷款的主要障碍都有哪些?

茅于轼:我认为,目前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小额贷款只能发放贷款,不能吸收存款。农村金融就是要调动大家的钱,留在农村运用。如果它不能吸收存款,就不是一个金融机构,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。和一般企业相比,金融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,它经营别人的钱,而不只是自己的钱。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也强调说,小额贷款必须又存又贷,否则等于砍断了它的一条腿。如果小额贷款只贷不存,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当今社会信用不良,大规模开放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,的确有相当的风险(只是局部的,不可能波及大范围),但是我们不能把社会风险与商业风险完全混在一起。从长远来看,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既存又贷。目前有一个变通办法,让小额贷款机构以小比例抵押向国家大银行整笔借款,以此作为运作资金。这样既可避免和国家金融机构争夺存款,又能调动别人的钱来运作。

此外,我也向银监会提出建议,考察每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情况,在其经营达到一定年限后,从中挑选优质企业,允许其开展存款业务。

《21世纪》:你怎么看待民营银行在发展小额贷款中的作用?

茅于轼:目前,民营银行参与小额贷款比较小。因为金额比较小,收益率不高,而成本比较高。所以,银行不会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精力。再具体到民营银行,参与的就更少了。

正是因为这种特点,即便是小额贷款公司,也出现一些不好的倾向,如很多小额贷款公司走偏了,开始做的贷款项目越来越大,背离了小额贷款的初衷。

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  作者:袁素

发布日期:2011-04-20